第三届“卿云杯”一等奖作品展示 | 清华大学李小舟：乾嘉时期广州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以顺德县进士、举人为例

- 编者按 -

清晰而有效地思维、表达和写作是21世纪人才必备素养之一。通识教育致力于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写作是通识教育的核心枢纽。2017年11月首次启动的“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致力于全国高校学生搭建通识教育写作能力培养的公共交流平台。2021年11月，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启动，共收到46所高校的514篇课程论文，经评审，共有来自19所高校的36篇文章、39位同学获奖。

接下来，我们将陆续推送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的获奖作品。这些通识课程论文经过层层筛选，获得了评审老师的认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论文的闪光之处吧！

本次推荐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一等奖作品《乾嘉时期广州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以顺德县进士、举人为例》，作者是李小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级社会科学实验班本科生。

一等奖获得者

李小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级社会科学实验班

获奖论文

乾嘉时期广州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

——以顺德县进士、举人为例

获奖感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有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李小舟。很荣幸能在这里分享我参与这次比赛的感想和体会。

对我来说，卿云杯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参赛作品的雏形，其实源于大一时一门名叫“写作与沟通”的通识课程的课程论文。这个作品初稿到终稿漫长的时间跨度，给了我机会去反观自己曾经的作品，不断地批判、审视、打磨曾经的文章。发现之前的不足之处，如何进一步改善。

同时我也不断地用我新学到的研究方法，以及在这一段时间中收获的新的学科视角去完善之前的研究。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在今天的答辩、还有之前的各种投票环节中，都有论文的展示环节，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在答辩的过程中，评委老师的点评和建议，给了我更广阔的研究思路，并促使我反思我的研究方法。在写的时候，我往往只关注于自己选择的那一个样本或者说案例，但是评审老师提示我考虑其他的历史时期和地区中的类似的现象，把它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做关联的思考。同时其他同学的优秀的作品，也使我收获良多。   

最后想分享一点我对通识教育的感想。我在比赛中看到了通识教育的知识迁移、学科融合和视角多元的特点。比如在这次的参赛论文中，有建筑研究与札记研究的结合，有哲学与政府管理视角的融合，有语言和性别研究的结合，还有人工智能和哲学的结合，有很多这样跨学科的论文，帮助我拓展思维、打开视野。可能对我们这个阶段的本科生来说，有一些思考是比较天马行空、不甚成熟的。但是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思想灵光，不断地通过接触新的领域，新的学科或者是新的观点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是我们自我成长，不断充实自己视野的非常重要的过程。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乾嘉时期广州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

——以顺德县进士、举人为例

作者：李小舟

摘要：科举制度是我国隋唐以来最为重要的官吏选拔途径，也是实现不同阶层人群社会流动的方式之一。本文以乾隆、嘉庆时期广州府顺德县进士和举人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时期广州士人的科举参与以及通过科举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通过对乾隆、嘉庆时期顺德县进士和举人的居住地情况、祖辈仕宦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城居、乡居士人上行流动的机会相近，但不同类型城镇之间士人的上行流动机会却存在差异，经济型城镇的优势较为明显。在以上两个现象中，经济因素都着扮演重要角色，展现出墟市兴起背景下城乡资源流动、经济资本转化对于科举流动性的独特影响。

关键词：清代；科举；社会流动；经济；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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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其考试取才、弱化门第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底层士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与隋唐之前的选官制度相比，科举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开放和公平的官吏选拔方式。对于科举制度影响下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目前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社会流动性高、流动性低和介于二者之间。

“流动派”的代表作之一为何炳棣的专著《明清社会史论》，该书通过调查近四万明清举子的家世，发现样本中平民阶层出身的举人占比至少四成[1]。持类似观点的论述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中分析了清代北平地区的915份朱卷，得出在祖辈五代内没有功名的进士、贡生和举人占总样本数的13.33%，并据此认为清代科举入仕并非完全被世族垄断，社会存在一定的流动性[2]；宋元强统计得出，清代出身平民的状元占比高达49%，这一数据证明科举制度促进了公平竞争和社会流动[3]。

同时也有“非流动派”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度其实并未有效促进社会流动。张仲礼认为，有财有势者在科举中具有更大竞争力；海姆斯通过考察宋代抚州34位首代进士的家庭背景，得出该地因科举引起的社会流动几乎为零。除此之外，哈韦尔、卜正民等学者也属此派[4]。

在流动与非流动派之外，刘海峰、郑若玲、沈登苗等学者认为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水平介于两派的主张之间。他们认为科举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流动，但是流动率远不及“流动派”学者所认为的30%到60%[5]。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是以特定史料（如《清代朱卷集成》）为分析对象，考察相关人物的祖辈仕宦科举和居地情况，以此衡量出身平民士人在总数中的占比。除部分全国性的宏观统计外，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某一地域、某一家族，得出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现有成果中，学者选取的研究地域以江浙、安徽、北平一带为主，对广东等南部沿海省份研究较少。因此，在整体流动性研究和科举大省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补充探究广东等南部沿海省份的科举流动；除此之外，地区内部的城乡科举流动性差异仍然有待探讨。于是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南方沿海省份作为研究地区，以城乡比较的视角展开探究。

本文选取的案例顺德县位于广东省南部，于明景泰三年立县，属广州府辖域。顺德县是清代广州府的文化重心之一，其产生的进士数量位居全府第二；在发展模式上，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的转型路径也是大部分广东县城发展轨迹的典型。因此，选取顺德县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情况作为研究案例，虽然难以覆盖研究问题下的所有样本可能，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顺德县乾隆、嘉庆年间进士和举人为研究对象，主要参考清咸丰年编《顺德县志》，考察该地不同出身类型士人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情况。同时，通过将乾嘉时期顺德县的统计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对照，探究顺德县科举流动情况的特殊性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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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和说明

2.1 城居士人、乡居士人

本文参考王志明《清嘉庆以后科举与社会流动中的城乡差别》一文（下简称“王文”）对士人出身的分类，以里居所在地为判断士人属于“城居”抑或是“乡居”的标准[6]。王文将“城”定义为政治中心，即该行政区治所。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行政区划、社会阶级状况存在差异，本文将在王文标准的基础上，结合顺德县行政区划特点进一步细化此概念。

顺德于明代中后期立县，行政建制体系结构分为“乡-都-堡-村”四级，此种体系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7]。顺德县县治设于大良堡，同时大良也是明清时期顺德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如“图1”所示，除了坐落于县域东部的大良之外，顺德县西部和东南部还涌现一批以商品农业、商业、手工业见长的经济重镇，如龙江堡、龙山堡、容奇堡、桂洲堡和龙津堡的陈村[8]。这些地区经济繁荣，城镇发展迅速。如龙山“百物辐辏，为市集最旺之地”，桂洲“民舍栉比，村墟相属……畦垄富庶为一县冠”，容奇是“墟场百货所集”，陈村“烟户稠密，铺舍连络，百货辐辏，乾隆十三年，续开新墟，尤旺”[9]。根据各村堡在一县之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笔者将政治中心县城大良划分为“一级城镇”，将除大良外的经济中心龙江、龙山、容奇、桂洲、陈村划分为“二级城镇”，余下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欠丰且影响力较小的区域则归入“乡村”范围。顺德县志中对乾隆时期士人里居的记载大多精确到“堡”或“村”，通过对其里居所属行政区划的分类，可以将士人分为城居、乡居两类，在城居士人内部又可分为居于一级城镇或居于二级城镇。为了表述方便，下文论述中将兼具政治经济影响力、但政治功能突出的一级城镇简称为“政治型城镇”，将因经贸而兴的二级城镇简称为“经济型城镇”。

2.2 社会流动

图1 顺德县四十堡分区及重要城镇分布图

社会流动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运动，即从某一社会阶层到另一社会阶层的变化；可根据方向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根据参照对象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根据流动缘由分为交换性流动和结构性流动[10]。而本文则重点探讨士人垂直流动中的上行流动，即从低阶层进入更高阶层的流动。下文对士人“社会流动”的测定以举人的家庭出身为参考。在以往考察士人垂直流动的研究中，潘光旦将贡生以上四代纳入比照范围，何炳棣则纳入上行三代功名。结合研究样本和文献资料的现实情况，本文将士人上行两代纳入考察。若该士人以上两代无功名（科举或仕宦），则称之为出身“布衣家庭”；反之，则称之为出身“非布衣家庭”。若士人中举，便能拥有入仕资格，从平民阶层进入统治阶层。因此，若出身于“布衣家庭”的士人考中举人，超越了家庭前代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可认为该士人实现了上行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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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年间顺德县进士、举人的构成和社会流动性城乡比较

据咸丰县志记载，乾隆、嘉庆年间顺德县进士共68人，按照上文所述城乡居标准划分，来自一级城镇大良的进士共5人，其中3人为布衣；来自二级城镇的进士共19人，其中10人为布衣；来自乡村的进士共20人，其中11人为布衣[11]。

举人共计493名[12]，492名举人中来自一级城镇大良的举人共计36人，其中布衣29人；来自二级城镇（龙江、龙山、陈村、容奇、桂洲）的举人共计131人，其中布衣122人；来自其它堡、村的举人（即乡居举人）共158人，其中布衣148人[13]。

根据传记所载士人的家传资料，笔者对其祖辈是否有科举功名或仕宦经历进行了考察，统计结果请参见“表格1”及“表格2”。

表格1 乾隆、嘉庆年间顺德进士构成情况及身世背景

表格2 乾隆、嘉庆年间顺德举人构成情况及身世背景

由于可搜集到的史料有限，仍有部分士人的家传资料缺乏，可能导致最终统计结果中的“布衣占比”高于实际值。其次，由于难以对士人家世进行更为详细的追溯，文中采用的“出身布衣”标准门槛较低，即只考虑祖上两代；而目前学界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成果大多考据至祖上四代或五代，故统计结果的绝对值难以与既往研究直接比较。但在经过一致处理方式的样本内部，城居与乡居、一级城镇与二级城镇的流动性差异依然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在明确“内部比较”这一分析重点的基础上，根据表中数据，可初步归纳出如下现象。

第一，城乡之间科举流动性差异较小。城居者出身布衣的比例虽然略高于乡居者，即城居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稍大；但是这一城乡差异颇不明显，表现为“城居合计”和“乡居”的布衣占比数值接近。这与王志明、石笑阳等学者得出的“城居士人流动机会远大于乡居士人”的结论存在差异[14]。

第二，举人群体内经济型城镇存在比较明显的优势。如“表格2”所示，二级城镇举人的布衣占比高于乡居且远高于一级城镇，说明经济型城镇士人通过“中举”实现上行流动的机会远大于政治型城镇。由此显示出的经济型城镇优势，同样与王志明研究中强调的政治中心优势有所出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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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时期顺德士人社会流动情况原因简析

4.1 城乡居士人上行流动机会差异较小的原因

中国古代城乡的一体化与对立化问题很早便引起了学界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从客观的资源分配上而言，城市确实“发挥了区域内经济、政治、行政、文化、社会的主要职能”[16]。在科举考试层面，城居或乡居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士人所能获取的差异性资源上。一般而言，城镇拥有数量更多的教育场所、质量更高的师资力量，城居士人更容易获取这些教育资源，因此多数情况下城居者在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然而顺德县城乡士人在统计意义上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差异较小，这与顺德县城乡资源流动共享和城居士人家庭初始地位有关。

从城乡资源流动的角度分析，顺德县拥有特殊的双核心城镇体系和较高的交通通达度，有利于促进城乡互动，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一方面，自立县以来，县城大良和龙山、龙江便形成了一东一西两个核心。大良是顺德的政治中心，但不是唯一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明末清初，龙山、龙江二地以为丝织业提供原料为主要目的桑基鱼塘产业发达，成为著名的专业性商品化农业生产区域，其经济水平在可与县城大良相匹敌[17]。虽然清朝前、中期“二龙”的经济地位逐渐被县城大良拉开差距，但仍作为县内的重要经济中心存在。顺德县内的广大农村地区分布于县东大良、县西“二龙”之间，与城镇的平均距离比“单核心”模式下的距离更近。另一方面，位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顺德县河网密布、水路交通较为发达，县域之内联系紧密、城乡之间交往密切[18]。因此，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空间隔阂相对较小，城乡互动更为频繁，乡居士人也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城镇的经济、文化资源，从而提高自己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

从“流动起点”的角度分析，城居士人的流动优势不明显可能与“起点较高”有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聚集效应，即高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中心城市聚集，使“城居”本身成就为一个门槛。政治条件方面，光绪《广州府志》记载，广州城内官僚之多达到了“民三吏七”的程度[19]，足以见传统政治中心内名门望族数量之多；而出身于此的士人，其家庭也很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经济门槛方面，以大良为例，据十九世纪初来到顺德调查丝织业的法国外交使团成员记录，“顺德县城是一个有着城墙和数千居民的县城，它有一个市场，周围的乡村都来此交易生丝和丝织衣料。广州行商在这里设置代办点，购买所有他们需要的物品销售到国外”[20]。可见此时的城镇已成为周边农村产品货物交易的集散地，也是外贸中货物流转的关键节点。于是，虽然城镇对乡村的影响力增大，但在城镇定居的门槛本身也越来越高。王志明对嘉庆至光绪朝进士的研究同样表明，功名和社会地位越高越有城居的趋势[21]。因此，大多数城居举人的家庭可能本身已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父辈、祖辈已在县城担任官职。对于有功名者的后代而言，在此高起点上超越前代社会地位的难度更高。于是，在城乡资源流动和城居起点较高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乾隆、嘉庆年间顺德县城居士人的上行流动机会与乡居士人并没有太大差距。

4.2 经济型城镇优势较为明显的原因

在进士群体内，乡居、经济型城镇和政治型城镇的士人流动机会遵循着递增规律，与前人研究相符。然而在举人群体内，经济型城镇士人却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优势。结合史料对顺德县发展历程的记载，地区经济发展与上行流动所需资源的耦合或可解释这一现象。

从社会流动资源的理论视角思考，社会地位获得中最主要的三种资源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们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动员”、“利用”不同社会资源的能力[22]。在明清科举的语境下，士人的社会资本便包括自己和家庭所拥有的人脉关系、社会声望乃至信息资源。文化资本包括对书籍字画等客观物品的拥有、证书等被制度所衡量与肯定的文化表征、审美趣味等内在的个人气质[23]。人力资本是提高个体劳动生产力的能力，既包括体力、脑力等身体能力，也包括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后天习得能力[24]。士人的科举成就作为教育水平和个人能力的体现之一，也可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都可以通过作用于教育的方式转化为人力资本，即士人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源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

由于科举考试具有分层多级、重重递进的特点，不同层级的选拔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支持型资源可能不同——在级别较高的考试如殿试中，科举成功要求士人同时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即考生家庭既要有支持长期考学的经济条件，又要有通达的政治人脉和信息资源；但在较为初级的考试如乡试中，由于难度相对较低、竞争范围较小，某种资源的专长已能构成一定的竞争优势。而经济型城镇士人所能掌握的、最为直接的上行流动资源，便是经济资本。

那么经济资本在科举考试中为何重要？实际上，看似对全体开放的科举考试，还是对士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设有“隐形门槛”。如在备考期间，士人家庭需要承担延师费用、文具费用、书籍费用；赴考期间需要承担交通、食宿费用。以前代嘉靖三十一年湖广人耿定向为例，在他“节俭当自足也”的节省用度情况下，赴京考试仍“囊十金为赆”[25]；考试结束后，中试者还要承担贽见座主、犒赏报人、宴请相邻等费用[26]。因此，科举考试的全过程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更好的经济条件也意味着士人可以承担更多次重考的成本。

居于经济型城镇的士人，其家族往往因经贸而兴，其家族之兴又有赖于区域市场之兴。本文中被定义为“二级城镇”的龙山、龙江、桂洲、容奇和陈村都是县内的经济重镇。其中，龙山和龙江最早形成桑基鱼塘的专业商品生产区，其丝织业发展水平也在顺德县内长期位于前列。万历年编县志也记载：“布：有苧，有绵，有丝经，有丝斜，有兼丝，有纯丝，多出龙江。”[27]容奇和桂洲位于沙田区，盛产蚕桑和粮食，交通区位优越，逐渐发展为县际贸易的中心，并且在清中期大量出现蚕市、茧市等专业交易场所[28]。陈村则有悠久的花果种植传统，采用高效的果基鱼塘生产方式，同时陈村靠近广州方向，也占据着重要的交通地位[29]。在产业互补、水陆互通的条件下，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作为重要基层市场的顺德也迎来了墟市发展的鼎盛阶段[30]，经济社会繁荣一时。

除了经济型城镇自身的传统产业优势和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外，不断增长的外部需求也刺激了这些城镇的经济增长。明嘉靖元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嘉靖三十二年澳门被占、成为中外贸易的中继港口后，虽然政府几番实行海禁或闭关锁国政策，但仍有珠三角商人利用澳门特殊的商业政策出海贸易，且澳门、珠三角贸易的整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31]。与此同时，外贸对丝织品需求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以丝织为主业的城镇的经济发展。

里居位于以上经济型城镇的城居士人，其家族大多以务农出身，后来则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逐渐从商致富，相比非经济中心的城居士人和乡居士人具备更多经济优势。经济型城镇士人的经济资本，通过支持求学拜师、书籍用品、差旅路费、礼节程序等方式转化为科举考试中的优势，为其实现上行流动提供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的是，由于此时新兴区域市场处于“以农为本”向“市场兴起”的变化节点，居于经济型城镇的士人家庭普遍处于“祖辈无仕宦功名”的状态，即在统计意义上而言流动起点较低。但与之对照的是，传统政治中心即政治性城镇士人的祖辈很可能已经处于较高的流动起点，后代即使拥有各类社会流动所需的资源，也很难在高起点之上使其发挥突出作用。因此，在举人群体中，经济型城镇士人的“无功名”起点与较好的经济条件，可能使其上行流动机会的统计结果呈现比较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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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仍待探究的问题

通过分析咸丰《顺德县志》中进士、举人的里居情况和身世背景，可以发现城居士人的上行流动机会略高于乡居士人，但差异较小；而城居士人当中，经济型城镇士人则在举人群体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流动性优势。在以上两个现象的产生过程中，经济因素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造成城乡居举人流动机会差异较小的原因，包括顺德的双核心城镇布局、发达的交通经济联络和城居士人社会地位的“高起点”。经济型城镇举人的流动性优势，则可通过经济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思路解释。换言之，地区内经济资源的横向流动拉近了城乡差距，经济型城镇商品贸易市场的“异军突起”则给予了当地士人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禀赋，实现了社会流动所需资本的转化。

本研究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所采取的样本范围和数量较小，可能存在一定的统计偏差；因此，本文将分析重点置于样本的内部比较而非衡量整体社会流动性，但也使研究结果难以与既往学术成果对照、关联。其次，本文未对统计结果中部分更为细节的差异进行考证与解读，如举人中一级城镇士人流动性最低等问题，仍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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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审核 | 沈   茜

排版 | 沈先亭